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复工复产正常化的后疫情时代，依然存在政府回应性不足与群众知情需求存在矛盾、政务公开目标与信息治理能力未能匹配、公开效能提升与体制机制运转不能同步等三大挑战。“十四五”时期，推进政务公开应当实现四大转变：从政务公开内涵方面实现政府主导向多元共治转变；从政府治理重心方面实现信息公开向数据共享转变；从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实现技术治理向整体治理聚焦；从智慧政府建设方面实现以支撑科学决策和精准服务为导向。
政务公开作为现代政府治理的一个环境基础要素，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常态下的行政管理和非常态下的应急管理的重要条件。政务公开制度是否完善、运转是否协调、绩效是否合乎民意，直接影响到政府治理的效能和制度效能。政务公开作为我国行政改革的基本内容，几乎与我国改革开放同步，历经了从基层到高层、从局部到全国、从面上到深入的一个长期发展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2008年制定施行，标志着制度化的政务公开全面建立；经过11年的施行完善，2019年4月重新修订。这11年来，几乎每年都会出台政府信息公开报告和年度政务公开要点，这充分表明我国政务公开制度体系逐步完善，政务公开工作卓有成效。2020年政务公开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得到有力彰显，制度优势转化效能不断提升，政务公开制度成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升政府透明度和公信力的重要抓手，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该要点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务公开制度最新的发展成就，也体现了新冠肺炎治理的时代特殊需要，凸显了对新时代新技术的倚重。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良好的运行机制、健全的保障体系以及科学的评估手段。就政务公开制度而言，涉及信息公开、权力监督、依法行政等多个方面，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复工复产正常化的后疫情时代，不可避免面临政府诚信、决策风险及数据安全等诸多挑战。加快落实政务公开制度，着力形成良性运行机制，有效依托行政与技术双重支撑，则是促进制度建设和治理效能有机融合、推进我国各项改革举措落到实处、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有力之举。
2020年，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彰显了中国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习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对“迅速建立全国疫情信息发布机制，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发布疫情信息”作出首肯。《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明确提出，要“准确执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更高质量公开助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照以往我国政务公开发展的历程，对照2003年SARS应对中的信息公开困境，我们在2019年至2020年的新冠抗疫中可以看到，以信息发布制度为先导，我国政务公开工作已经基本制度化规范化，相关制度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已经初步形成优势。
一是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制度是各种行为规则、组织结构及相关理念的综合体，政务公开制度则是规范我国政务公开工作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的集中体现。2011年，全国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发布《关于开展依托电子政务平台加强县级政府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试点工作的意见》，提出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职权、便民服务等三大类385项事项应依托电子政务平台向社会公开。以此为起点，我国政务公开步入快车道，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先后下发30多条指导意见或通知，加快推进政务公开工作。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提出各地各部门应当全面推进决策、执行、管理、服务和结果等五个方面的全过程、全流程公开。2019年，《优化营商环境条例》首次将“五公开”要求写入法规。同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再次强调“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应当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遵循公正、公平、合法、便民的原则”；《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则对重大决策预公开，公众参与度提升等内容提出明确要求。2020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关键时期，《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适时出台，从制度层面对权力清单、政策解读、疫情发布、信息公开等政务公开工作作出规定，为增强政府透明度和公信力，助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支撑和保障。
二是运行机制逐步健全。机制是确保制度有效落实的动态趋势和实现过程，类似于一种强制或非强制性的约定。从中央到地方，我国在多年政务公开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机制。为确保信息公开落到实处，先后建立了协调联动机制、公开审查机制、监督问责机制等，尤其是疫情防控期间优化完善的联防联控机制，极大地提升了各级政府的响应能力和公开程度，确保政务公开制度落到实处。为监督公共权力运行，有的地方同步建立了清单更新机制、政务公开机制、审计公示机制等，比如，深圳市及时出台《关于依法全力做好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深圳经济特区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条例》等一系列配套法规，率先明确依法行政、行政执法过程中的权力监督机制。为保障制度执行取得实效，逐步完善了考核评估机制、社会评议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等，其中，各级政府通过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好差评”系统、政府门户网站、互联网监督平台、“12345”热线等收集企业和群众意见建议成为常态，政务服务绩效由企业和群众评判全面推广。此外，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引入，数据共享平台的整体推进等，也为更快形成网络信息时代新的政务公开运行机制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是效能转化积极推进。效能是指制度执行的效果或效率，是体现和验证制度优势的重要标志。《中国政府透明度（2020）》通过对49家国务院部门、31家省级政府、49家较大的市政府、125家县（市、区）政府进行第三方评估，就2019年度我国政务公开情况梳理总结，得出“决策公开稳步推进，政务服务、行政执法、管理结果公开均有明显进步”的重要结论，反映出我国政务公开制度优势较好得以彰显。总体来看，政务公开已经成为政府治理的有力工具，在促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新体系，增强政府与民众的回应性、改善政府治理环境，强化公职人员监督、实现阳光透明政府，提高政府信息利用率、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规范紧急状态下的信息公布、提高政府应急管理的能力等多方面均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值得肯定的是，随着政府数据的进一步开放利用，政务信息系统成为政策解读、市场监管、政民互动等领域的“必需品”。比如，北京市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积极打造政务公开日、“市民对话一把手”、一体化网上政府建设等系列品牌工程，在运用现代技术手段促进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方面走在了前列。《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进一步强调，要“推进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的数据融通、服务融通、应用融通，提升大数据分析能力、辅助决策能力、整体发声能力和服务公众水平”，在总结已有经验的同时，也为今后及“十四五”时期政务公开工作指出了具体实现路径。
2019年至2020年的新冠抗疫虽然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同时对政务公开和政府管控的各项工作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其中主要是对于信息及时性、决策科学性、防控精准化的要求大大提高。以此为对照，疫情防控期间政务公开也暴露出诸多短板和不足，需要我们从智慧政府建设的角度来加以研究，对政务公开工作通过观念创新、制度创新、手段创新等方面加以改进。正如我国著名学者许耀桐教授在《当前行政体制改革困境有待突破》一文指出的，我国个别地方政府依然没有严格遵守新修改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信息发布机制不够健全，甚至存在“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职能，或有选择性地公开信息，或不及时更新信息内容”等问题，导致政府公信力未能及时提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当知情权与信息拥有量无法均衡时，群众、社会与企业等相关主体便会通过话语表达形成舆论进而释放情绪，政务公开、信息公开成为更加迫切的需要。
一是智慧政府运转与信息供给滞后之间存在短板。2020年中国抗疫的成功，不仅依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更在于中国政府的信息引导策略，在于中国强大的智慧政府支持。从大数据行程分析到公民的健康码，从疫情预警分析到智慧决策，中国的防疫抗疫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智慧政府建设。然而，智慧政府需要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以用户创新、大众创新、开放创新、共同创新为特征，强调作为平台的政府架构，并以此为基础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多方协同的公共价值塑造，实现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的精细化、智能化、社会化。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数据分割、信息开放以及政府间协同方面还处于发展初期，正处在多方面的磨合阶段，总是出现种种冲突和掣肘，体现出政府信息公开和信息供给方面的不足和短板，需要着力加以解决。
二是政府回应性不足与群众知情权增长存在矛盾。从治理角度讲，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的模式升级，具有过渡性、探索性和融合性等新特点。治理主体的多元参与与密切协同，并不能有效应对治理客体的错综复杂与敏捷多变，这一隐性矛盾在政务公开等方面尤为突出。网络时代，群众接受信息、发布信息的自主能力空前提高，常常会超出党和政府的应对速度，致使政府常以“迟到”“缺席”“沉默”等姿态出现。互联网的开放性、离散性等特点决定了其信息传递和流转的完全自由性，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政府公开数据、管理信息的调合度，哪些信息需要公开、在什么范围内公开、依据什么程序公开等问题成为“牵绊”。在打造治理共同体的过程中，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相互协作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党政军企孤军作战、有些群众孤立无援、群众冷静观望等状况，短期内难以打破。究其原因，在于各级政府对政府信息和政务数据认识不全、理解不深、风险意识不高，运用网络和信息辅助决策能力不强，在主动公开、机动回应、交流互动等方面缺乏训练。
三是政务公开目标与信息治理能力未能匹配。从实践角度讲，与《2020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提出的“以公开促落实、以规范促服务，为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提供有力支撑”的要求相比，爱游戏电竞当前政务公开工作依然存在差距，其中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将是最大变量。理论上看，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兼容性与高速率，加快了人类认知与交流进程，加速了政务公开和信息共享的时效性，网络和新媒体跃升为群众获取政府信息的主渠道，对政府应对及其决策产生严重影响。具体而言，各级政府在加快网络公开、网上问政建设的同时，网络的“双刃剑”效应不可避免，网络舆情成为政府公信力的“风向标”。舆情防控、安全保密、信息防护等工作都成为政务公开的强大阻力，如何驾驭信息、提升信息治理能力成为各级政府的最新考量。经此疫情防控一战，社交媒体的“爆发性”壮大也为政府治理各方提出新难题，网络空间政务公开成为后疫情时代的新模式新样态，网上群众路线虽然得到新发展，但如何由线下转到线上却遇到新困难。随着越来越多不分年龄、不分阶层的群众成为网民，且在尚未掌握网络知识、具备辨识能力的情况下，跻身于信息传播者和舆论生成者行列，将会增加政务公开的复杂性、风险性和未知性，信息发布“门槛”降低，信息博弈和数据溯源难度加大，政府信息治理能力亟须有效提升。
四是公开效能提升与体制机制运转未能同步。从目前情况看，政务公开的主要矛盾已从公开数量逐步转向公开质量，政务公开效能优劣依赖于体制机制是否顺畅有效。信息技术的不断迭代，正在使政务公开向全领域延伸，呈现全时空、多维度的扩展之势，数据多寡与信息能力成为网络环境下政务公开质量的决定因素。以疫情防控等突发事件为例，此时的政务公开极具特殊性，政府应急决策和快速响应须以协同联动机制作为保障，政务公开过程中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必须分工明确、步调一致，即应当保持信息依法、有序、顺利运转。但由于长期缺乏有效的多方合作机制，信息孤岛和数据壁垒制约了政府信息公开效能，构建全民团结、联防联控、信息共享、平战结合的信息管理体系应当尽早提上议事日程。作为网络大国，我国政务公开渠道早已呈现平民化和下沉趋势，信息主体多元化和内容多样化等特征较为明显。然而，有的政府部门对制度的领会与理解、对政务信息的甄别与属性等情况还达不到人民所期望的那样做到融会贯通。制度的执行过程需要综合运用一系列详细规范，如果缺乏对相关规范和详细规定的了解，加之没有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和技术支撑，轻则会出现信息不同步和不对称等现象，重则将导致政务公开制度碎片化，出现调适性等问题，阻碍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影响政务公开整体效能发挥。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提到“国家行政体系更加完善，爱游戏电竞政府作用更好发挥，行政效率和公信力显著提升”，为加快政务公开、政府职能转变以及智慧政府建设指明了努力方向。网络和信息技术在疫情防控攻坚战中的成功实践，则为构建以数据为中心的政务公开制度体系、以信息治理能力为支撑的运行机制、以支撑科学决策和精准服务为特征的智慧政府建设提供了有力参考。
当前，我国政府治理依然面临职责界定不清、公众参与不足、治理工具落后、数据利用不实等困境，应当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动员和鼓励多元参与，借力信息辅助系统，构建线上线下、群策群力的决策参与机制。一是公开主体上，要突出政府的主导作用。各级政府应当主动公开、积极作为，健全政府信息主动发布联动机制，在信息主动公开、主动回应方面做足文章。按照政务工作要点明确的内容，加强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内容保障，在政策解读、制度宣讲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更多发布权威准确、通俗易懂、形式多样、易于传播的政策解读产品，不断提高政策知晓度。”与此同时，尽快实现制度与技术有机融合，形成政府主导、链条参与、技术汇集的强大支撑合力，健全与之有关的法律法规，完善数据标准规范，制定信息管理办法等。二是公开形式上，应凸显党媒和官媒的主阵地作用。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下，落实政务公开的主体责任、主管责任、监管责任，加快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有机结合，形成全媒体统一行动的聚合效力。依据政府信息的重要性和影响程度不同，经由不同类型媒体“分头行动”，有效提高信息使用效率。在管理权限的分配上，信息入口即收集渠道和范围可以更宽更广和不受限制，但信息出口即公开内容和时机应有科学根据和法律依据。三是公开策略上，要善用精英的示范效应。在以“流量”为简单效能标准的网络世界，少数“精英分子”的言论往往决定网络舆论导向和信息流向。在多方参与治理的情境下，不仅要发挥资源“分配者”职能，还应扮演“调节者”与“领导者”角色，必须因材施用、各司其职。实际上，“人民战争”并非“全民战争”政务资讯，只有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优化组合力量，区分对象治理，才能尽快达成“更好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治理目标，更好发挥政务公开工作的独特功能。四是公开结果上，应形成聚合的信息优势。信息优势的形成需要各类治理主体全面参与，在统一命令下各司其职。政务公开并非政府的“一家之事”，而是多方参与之治，要在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和政府主导职能的基础上，倚重互联网企业的技术优势，通过价值共识取长补短并取得相互信任。借鉴疫情防控攻坚战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军民融合的乘数效应，大胆借鉴和应用较为成熟的军事理论和政治技术，正确运用新技术手段，加快建立志愿者情报供给制度等，拓宽信息渠道和来源，吸引多方力量参与信息治理和政务公开，更好发挥我国制度优势。
为正常有序开展工作，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建设完成政府信息公开平台，法定主动公开内容全部公开到位，就要重新调整政府治理重点，着眼网络环境下政府信息复杂、公开对象多元、数据优劣难辨等新特点，加快信息公开、信息分类、数据共享等环节的制度化重构。一是信息管理的法治化整合。我国各级政府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信息治理制度，相关法律法规包括《保守国家秘密法》《网络安全法》《突发事件应急法》《法治政府建设与责任落实督察工作规定》等，今后应当站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全局高度，把握政务公开工作的特殊作用，对已有制度整体梳理，依据治理效能重新排序，按照合而为一、以大统小、因地制规等原则统一优化。二是信息分类的规范化再造。无论是主动公开，还是依申请公开，信息类型、格式、表述等方面均存在不统一现象。仅从文本表述层面分析，如果执行者缺乏一定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实际操作过程中极有可能出现信息传达不同步、情况处置不及时等问题，信息分类、数据规范等问题刻不容缓。因此，应当及时制定和出台国家层面的信息分类指南，建立国家级信息管理机制并发挥实效。具体到信息分类与规范化问题，可以根据实际效果分为有效信息、无效信息和时效信息等；也可将突发事件中政府信息与事件紧急程度结合起来，按照轻重缓急划分等级、区分类型等等。三是数据共享的标准化筑基。数据共享是指两个或多个实体之间发生的与基础信息有关的交互活动。数据是信息的基本构成和主要形式，是信息交互的具体实现。国务院陆续发布一系列政务公开指导意见，反复强调“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2020年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的指导意见》；3月30日，《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并可被市场化配置。数据要素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发挥更大作用，政府信息获取中数据“各自为政”等问题将得到有效解决。
从治理角度讲，信息技术的扩散与发展、公民参与意识的生长与张扬以及政府治理的自觉与自为，皆会促使新型技术治理机制从“行政吸纳政治”转向“行政引导治理”，形成外部化、制度化的“界权”式分权。这也为构建互联网语境下政务公开运行机制提供了思路：一是筑牢指挥聚合的联防联控机制。设立央地多级突发事件应对常设机构和信息发布机制，指定信息发布责任主体。拟定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信息公开与信息发布权力清单、内容清单、问责清单等，赋予地方政府在清单范围内拥有充足的经济、社会、环境资源调配权限，依据突发事件变化情况因地制宜构筑应对方案。以法定形式明确政务公开制度的责任主体，落实各级政府主体责任、压实属地责任，搭建联防联控大数据管理平台和信息发布系统等，形成以安全部门为主导、以信息部门为支撑、以行政部门为依托的信息治理指挥体制。二是健全权责融合的责任清单机制。借鉴此次疫情防控的成功经验，由网信办或应急管理部牵头组建突发事件信息发布专门机构，明确数据归属，统一信息管理。对于各部门各级人员具体职责，可借鉴作战领域任务分发系统，细化不同类型事件下的具体流程应对清单，加强信息分级管理和权限分配。在引入清单制区分任务的同时，须将数据安全摆在重要位置，将核心敏感信息经由党政联合推动加以保护，辅以集成化、可视化、清晰化的技术创新，形成明晰稳定的多级信息审批机制、稳固精准的内部信息控制机制、严格广泛的外部数据赋权机制等。三是构建价值统合的协调联动机制。整合社会精英和民间组织优势力量，鼓励包括互联网企业、非行政事业单位等积极参与数据收集、甄别与回应，尽可能在国家治理统一框架内发挥作用，弥补政府决策“旁听则偏”的疏漏，最大限度避免地方政府各自为政，杜绝地方官员懒政怠政等行为。公共企事业单位因其独有的公共资源优势和信息技术优势，必须发挥制度的整合作用，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数据汇聚的多元沟通平台，打破行政体制壁垒，尽快实现多方利益主体信息共享与跨区协同。四是优化数据整合的应急决策机构。政务公开组织架构正由传统树状结构向扁平化模式转变，有利于指令畅通、流程通达、执行有效，以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功效。后疫情时代，加快推进应急管理改革的呼声愈发高涨，应急管理的体制改革和机构优化也将会提上日程。有必要在其中设立专门的信息管理部门，或按照“政务公开工作要点”明确的办公厅或政府办公室履行信息发布和管理职责等，实现组织机构扁平化、柔性化，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信息部门为支撑、多元主体为力量的政务公开信息管理体系。
某种意义上说，“智慧政府”就是政府职能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精细化、社会化。与传统行政管理相比，“智慧政府”具有透彻感知、快速反应、主动服务、科学决策、以人为本等特征。这些都需要有充分而高效的信息供给，灵敏而准确的信息分析，周到而全面的信息加工以及便捷而保真的信息传递作为基础。而这些需要在政务公开的基础上实现智能办公、智能监管、智能服务、智能决策等多维度的创新和提升。一是改造智能办公系统，采用人工智能、知识管理、移动互联网等手段，提高政府办公的速度、质量和效率；二是通过对智能化技术和手段的应用，实现智能监管，提高政府监管能力和水平；三是采用数据仓库、数据挖掘、知识库系统等技术手段建立智能决策系统，支持政府部门及领导实现科学决策，实现决策智能化；四是利用信息综合服务实现社会民众服务的智能化爱游戏电竞，通过自动感知、预测民众所需的服务，为民众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新一代的智慧政府建设，不仅仅是强调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更强调以用户创新、大众创新、开放创新、共同创新为特征的创新2.0，将实现作为平台的政府架构，并以此为基础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多方协同的公共价值塑造，实现从生产范式向服务范式的转变。
总之，从政务公开向数据公开转变，与由治理信息向信息治理进化逻辑相符，皆是数据要素地位提升与角色跃迁的必然结果。疫情防控常态化与复工复产正常化的后疫情时代，信息究竟是主体还是客体，公开是目的还是手段，其实大多数时候难以分辨。而加快构建线上线下统一指挥、统一行动的政务公开制度体系，加快智慧政府建设，则是网络和信息时代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加强应急管理，实行科学决策和精准服务的必经途径，同时也是推进政务公开，提高政府透明度和政府公信力，提升公共管理绩效的有效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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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脉，是大数据治理、数字政府、营商环境、数字经济、政务服务专业提供商。创新提出软件+咨询+数据+平台+创新业务五位一体服务模型，拥有超能城市APP、营商环境流程再造系统、营商环境督查与考核评估系统、政策智能服务系统、数据基因爱游戏电竞、数据母体等几十项软件产品，长期为中国智慧城市、智慧政府和智慧企业提供专业咨询规划和数据服务爱游戏电竞，广泛服务于发改委、营商环境局、考核办、大数据局、行政审批局等政府客户、中央企业和高等院校。